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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时间:2020-03-14 16:53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

  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

  吴晓球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第三季度人民大学报告:应重构我国就业政策体系

  牛犁:2020年宏观政策“稳”字当头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牛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牛犁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19年12月)上的发言 总的来说,2019年中国经济一定能顺利实现预期目标,因为不管最终GDP增长是6.1%,还是6.2%,都在6.0%-6.5%的预期区间内。此外,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特别是脱贫方面成效显著;金融风险有效防控,之前一系列的风险问题逐步化解;污染防治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关于房地产问题。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只要经济减速下行压力加大,就立刻放松调控政策,甚至是税费、信贷的优惠刺激。但今年明确地讲,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变。总体上看,政府对于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明显加强,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取得了理想的结果。 关于经济增长目标。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百年梦想的第一个百年梦想,对全国经济增长目标有明确的要求,经济总量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承诺。从需要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年实现6.2%的增长,明年就必须得保证6%以上的增长才能完成翻番的任务。现在来看,今年全年实现6.2%增长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因为前三季度经济总量大体上占全年的70%左右,已经实现了6.2%增长,第四季度只需要保证6.1%及以上就够了。如果没有第四次经济普查的上调,那么明年就不能低于6%的经济增长,但根据过去三次经济普查的经验来看,经济普查总会小幅上调经济实际增速。第四次经济普查将2018年名义GDP调高了1.9万亿元人民币,2860亿美元,名义增速提高2.1%。明年经济增速的最终需要取决于最后发布的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所以,2020年经济增速不是非得“保6”,我觉得明年经济增长目标6.0%左右就可以,但考虑内外部复杂严峻的环境,实际结果可能会稍低一些。 关于外部环境问题。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下行压力较大,世界制造业持续低迷,叠加贸易摩擦的影响,由此引发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世界经济增速放慢。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是一定要客观地看待贸易摩擦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从内部来看,各种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依然存在,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以,明年经济适度放缓是趋势,但是政府仍有各种稳增长的措施,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能够确保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梦想。 关于经济问题。尽管我们提前超额完成了1100万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但是重要群体的就业压力仍在上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如何稳住就业是核心任务。此外,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信贷、税费等成本仍然较高。金融风险有序可控,原先三大攻坚战之首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现在放在三大攻坚战的末尾,去杠杆逐步转向稳杠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压力导致部分领域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当经济内外部不确定性加大,这些问题更容易暴露。当经济增速回升时,很多问题会在发展中自然化解,但是当经济增速下行时,风险更容易暴露和显性化。各级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和偿债压力较大。 关于明年政策取向。政策方面坚持“稳”字当头,以确保实现第一个百年梦想。这次中央工作会明确指出,首先,政策基调是稳中求进。其次,“六稳”政策延续,要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第三,“稳”字的核心在于稳就业。要多措并举保持就业形势稳定,不仅要稳定就业总量完成既定目标,更要通过改善就业结构,精准施策推动就业质量的提升。第四,“稳物价”,猪肉导致的结构性通胀压力很难在短期内缓解。2019年10月末,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仅同比放慢四成左右。因而猪肉价格在明年上半年仍将会较高。稳定物价的关键是加快恢复生猪生产,保供稳价。第五,房地产领域是“三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第六,金融领域的稳杠杆。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对于明年政策角度始终是“稳”字当头,我们要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存在趋势性放缓。“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向中速靠拢,预期增长5.5%左右;2021-2035年中国经济整体维持5%左右的增长;2035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也会逐步过渡到低速、成熟、稳定的发达经济体。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等阶段性特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长期的阶段性特征、总量特征、结构性特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内在规律是下行的。因此,短期内要慎言经济企稳回升。[详情]

  刘元春:全球经济凛冬已至,中国经济逆风前行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19年12月)上的发言 先向大家分享两则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度报告的部分测算,特别是关于2020年增长目标的建议及测算方法,得到了决策层重要领导的肯定,论坛的估算跟决策层内部的核算基本上是一致的。具体来说,论坛年度报告谈到了不要被6%所绑架,即经过核算体系的调整,明年GDP增速只要在4%以上就能够保证全面小康“翻两番”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论坛进行了细致测算,建议将5.5%-6%作为明年增长的一个目标区间。目前来看,他们认为论坛报告对于增长目标,包括今年的数据测算都比较准确。 第二个好消息。最近国家对于25家高端智库进行了全面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获得了最优奖。在25家里,人大国发院名列第一档(共计7家)。有些智库是很庞大的体系,而人大国发院是高校中唯一一家入选优秀档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国发院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每个季度、每个月度都会发布大量的咨政报告,报告首先通过内参途径上报,然后再对全社会进行公开发布。 在进一步阐述我的看法之前,我先讲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这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目前全球宏观形势是处于冬季的,在冬季就一定不要想象夏天的景象,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谈?在这样的一种转折时期,在这样的一种超级时代,我们一定要有中长周期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处于一个霸权周期的新开启端,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这种超级霸权周期开启的象征。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也是创新周期、技术革命周期的一个新的开启点。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研究团队对于技术革命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是我们目前处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特别是ITC技术革命向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延续期和孕育期。这样的一个延续期和孕育期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达到极点。而金融危机往往是各阶层力量对比、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重构的标志性号角。 因此,我们都能看到,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发生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全球的利益版图出现前所未有的碰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超级周期的开启期。在这个开启期,经济领域往往会体现出什么?第一,逆全球化。第二,长期停滞。很多人在2012年、2013年运用现实参数验证1937年汉斯提出的“长期停滞理论”,并得到了一定的证明。 从国内层面来看,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华民族的崛起,这是大变局的核心力量。然而,我们在这个崛起过程中,依然会遭遇许多逆风的影响。 第一,人口红利的衰竭。从简单的数据来看,我们今年老年人口增加了500万以上,而新生儿的增长量减少了200万,人口问题很严重。目前,我们每年工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0.3个百分点,在人均GDP不到一万美金的时候,制造业的占比已经出现了过早过快的回落。 第二,我们的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开始衰竭,这种趋势性、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决定了这几年经济增速逐步回落至6%左右。 那么,怎么熬过冬天? 第一要决就是要充分享受冬天里的阳光。我们要认识到增速在6.2%是还不错的,为什么?印度当前的增速是5.2%,三季度才4.7%。巴西才1.2%,俄罗斯才1.2%,最糟糕的金砖国家南非增速仅有0.2%。这么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已经是世界宏观冬天里的一个亮点,所以我们要享受这个“阳光”。 第二个要诀,我们要取暖,但不要乱折腾。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度报告里提出一个重要的说法是“2020,逆风而行,但我们不悲观”。为什么?报告中提炼了“十大亮点”,充分展现了明年经济的积极因素。比如,我们提到了一些短周期力量的逆转,比如库存周期。投资很重要的是“大河有水小河满”,民企投资高度依赖于国企投资。国企投资在去年年底触底之后,今年已经回升,民企投资在约半年后进行跟进,表现就是近期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回升。有观点认为,我们一定要全面激发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但我认为,一代人信心的激发,有时需要的是一些根本性政策的把握,有时不可操之过急,因为冬天是漫长的。因此,政策要遵循一种渐进主义。 最近,欧盟,特别是欧洲中央银行在进行全面反思,反思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欧洲的货币政策过于极端,导致几乎没有剩余空间,结果就是重返非常态货币政策依然对于企业行为没有根本性的刺激。所以,我们的一些投资上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它有过大的变化。 当然,除了周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要看到一些制度红利的出现。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力度加大,政治生态实现了进化。在 “精英阶层”,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精英阶层”,许多从前当政的贪官污吏和不作为的官员都已经慢慢被筛选淘汰掉了,而十九大以后重新布局的这批干部,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又用新思想进行了武装,想干事、真正要干事的新生代开始冒尖了。我们感觉新一轮的吏治整顿基本到位,他们也要开始有所作为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四中全会就此进行了很多的布局。当然,我们并不能期望当前的新生代具有像当年改革开放时那种积蓄了十几年的力量多快好省的往前冲的能量,因为我们的制度体系已经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了,要在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是像从前规则缺位时,怎么闯都叫创新,因此,这方面我们要适当降低期望。总体来说,分析最近这几年的宏观经济要有一个哲学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在里我们怎么度过这样一个“冬天”。 最近的经济工作会议谈到了政策的动态平衡,孕育着很多政策哲学的转变。比如稳增长,到底是以稳投资还是稳消费,抑或是稳外需为主体?“稳”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如果从动态平衡的角度考虑,以稳投资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到稳投资的落脚点在短期是需求,在中期是供给,同时也是债务。稳投资在短期、中期、长期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稳投资对于我们的总供给、总需求在动态路径上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把握的。 第二个要把握的是什么?不同的投资在这种动态路径中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我们现在让国有企业加足马力全面上项目,那今年的确把投资和经济稳住了,那明年会怎么样?到了后年,这将会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短期的稳投资、稳增长带来的将是更加严峻的产能过剩、更加严峻的工业萧条、更加严峻的潜在产出增速的断崖式下降。所以,稳投资的一个重点是不要让某些产能过剩的、效率低下的部门和主体贸然地加杠杆,贸然地上项目。 那么,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来进行投资会不会好一点呢?当然会好一点,比如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基建方面进行努力,然而,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在整体宏观层面必须要跨期匹配。我们修的路,不仅是供我们这一辈人开车用的,还是供下一辈的人开车用的,还要供我们孙子辈的人开车用。如果贸然扩大基建支出,会出现什么问题?现金流将不可覆盖,财务不可持续,动态效率很糟糕,也就是说存在过度基建的风险。过度基建判断的重要标准是什么?第一,跨期现金流能不能覆盖;第二,债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第三,经过投入产出、设备效益的深层次评估来进行分析。比如,我们在一些生态功能区修很多的高速公路,不仅不产生功能增进型的效应,反而弱化了这些功能。 因此,即使是补短板、强弱项,这个短板也要在动态效率上、动态财务上具有平衡性,要通过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项目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综合的评估。当然,民企投资也是一样的。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从跨期的角度而言,一个动态合一的投资增速可能处于6%-8%的水平,而非通行的10%以上、重返10%以上的观点。因此,动态平衡意味着我们在投资方面不仅要在增速上有所约束,而且要在结构上做重大调整。我们要扩消费,而扩消费的立足点必须要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做文章,而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真正好的消费政策,要从税收向消费端进行扩张,收入分配要从强政府富企业向穷居民端进行扩展。 2020年将是决胜全面小康的“政策红利年”,这将是明年最大的亮点。大家一定会感受到明年全面小康的政策红利在这种基础性消费能力的支撑上的体现。 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关于我们民族复兴新征程的新规划的指引下,我们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道路。 在历史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里,还没有过中国这种上十亿人口体量的超级大国。即使是一亿人口的大国,在二战后也没几个。尽管我们常说“日本奇迹”,但日本在二战之前已经很富裕了,已经是发达国家了,跟我们讨论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里超亿人口大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案例目前还没有。 关于收入分配。第一,四中全会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中央各个部门近期已经对落实四中全会各项任务进行了全面分解。经济工作会议里专门有一点把落实四中全会各项改革任务作为2020年的一个重点。各项任务中,经济方面有六个点,而收入分配又是我们已经写入基本经济制度里的。 第二,明年是“全面小康”年,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要求全面小康年一定要使民众有获得感。因此,我们要对中央这方面的重大布局有信心。一方面将会认真落实四中全会的改革蓝图,另一方面,将会为全面小康,全面脱贫进行一系列的短期举措。2018年底,我们的农村贫困率还在1.7%,我们的贫困人口还有一千多万,而明年要全部扫光,就要求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和扶持力度。当然,明年又是“十四五”的规划年,布局“十四五”,当前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使收入倍增。“十四五”是不是会对此进行明确呢?我认为,在2020到2035年这15年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一个关键就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以及它收入的倍增。 2020年是“政策红利年”,是我们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十四五”的布局之年,是我们第一个百年的交卷年,是第二个百年的开启年。[详情]

  原标题:中国经济弹性足韧性强 11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显示,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得到全面显现。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2019年面对内外部经济下行压力,我国一方面通过“六稳”政策积极应对,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另一方面,不断出台各类改革举措提高增长潜力,确保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中国经济各方面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六稳”举措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效。中国宏观经济在内外夹击之下保持了超预期稳定,经受住了过去一年多世界经济的低迷和中美贸易冲突的“挤压”,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 刘元春表示,面对世界经济低迷期的挑战,很多悲观论者在对中国经济产生过度悲观预期。但事实证明,一年来,中国高科技公司依然保持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态势;贸易增速保持正增长,稳外贸基本实现;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储备出现明显反转,稳外资基本实现。同时,中国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创业创新热情高涨,城镇就业总体稳定,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中国经济展示了极强的风险抵御能力,不仅没有出现很多悲观人士所预期的极端现象,而且对比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表现,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领先优势。”刘元春说。 展望2020年,中国经济将表现如何?刘元春认为,随着中国的制度红利持续释放,2020年宏观经济下行将有所缓和,下行幅度将较2019年明显收窄。同时,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多项积极因素,值得高度重视并加强巩固和培育。 首先,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全面落实,中国制度红利将全面上扬。其次,随着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金融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再次,企业适应性调整基本到位,信心将得到明显回归。同时,为应对外部冲击而启动的各类战略将有效提升相应部门的有效需求,产生很好的拉动效应。此外,随着全球汽车周期的反转,中国汽车市场可能企稳。 刘元春还表示,随着猪肉供求常态化,猪肉价格下降将为宏观政策提供空间,改善民众的消费预期。同时,在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持续上升,以及民营企业家预期改善的作用下,民营投资将在2020年摆脱底部徘徊的困局。他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多元化的出口路径、齐全的产业、雄厚的人力资源等,这些因素能够在2020年进一步强化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弹性。 “制度红利的上扬、短期周期力量的反转、逆周期政策的加码,以及中国经济弹性韧性的强化,决定了2020年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将大幅度收窄。因此,我们不必对2020年中国经济过度悲观。”刘元春说。[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出席并发表演讲。 吴晓求表示,中等收入陷阱真的不会就自然而然地跨过去,中华民族当前面临新的长征,所有人都应积极认真地思考我国的经济目标如何实现、困难怎么解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必须推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同时需要一批敢于担当、有理想、有闯劲的人才,并且任何时候都要坚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 吴晓求强调,需要重温、回顾、总结、提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 第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一观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得到了充分肯定。这是一个决策中包含了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有经济等深刻的内容,“不是简单的口号,是有决定性的力量。” 第二,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是由无形的手决定的,不是由其他的力量决定的。“如果这个都还不清楚,那就是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表示,中国有极大的供给能力,现在中国已经完全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如果还要给他控制,就意味着意识里还是短缺,中国哪那么多短缺,物质极大的丰富”,所以需要认真思考“有形的手”的边界在哪儿。“处理好这个关系,我们经济就好了”,他表示。 第三,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权利,充分地尊重企业、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学经济的人都知道,财富是企业创造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企业再创造财富,其他的要么分配财富要么消耗财富。因此需要充分尊重企业,保护它、爱护它,给它宽松的营商环境,不要每个地方都制定很多规则。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性原则非常重要,它不能是歧视的。吴晓求表示,不能由于身份的差异歧视各类企业等经济主体,歧视的社会不是个文明的社会,所有经济主体共同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他们应当享有共同的准则。 第五,开放的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出席并发表演讲。 1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提出在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以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毛振华认为,可以再往前走一点,可以考虑将农村土地彻底改革。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个人,就像城市里每个人的住宅一样,变成每个人的土地可以流通、抵押,不需要特殊政策,“让中国的土地都有市场价格,启动这么大的市场,能够吸纳大量社会资金消化过高的货币存量,同时让农民获得消费能力。” 2008年经济形势的变化引起了经济政策变化,直接改变了中国经济,甚至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走向。学者们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都希望把2008年作为非常特殊的年份来研究。毛振华表示,十年之后的2018年也很值得研究。2018年和2008年都发生了一样的情况,2008年上半年我国在防止经济过热,2018年上半年我国也采取了很大力度来防风险,把防风险作为攻坚战。但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花了很大力度来推行稳增长政策。经过长时间的稳增长政策刺激之后,中国经济获得的很大的成功。 他表示,自己在研究经济政策变化时,把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归结为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思维。这种“双底线”思维是中国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的重大贡献。政策需要不断随着社会变化进行调整,过去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现在讲的是力度、政策工具的匹配,可能是70%用于稳增长,30%用于防风险。 他强调,研究政策工具时要注意短期应对和长期政策工具的匹配,最好能找到一些既有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防风险的政策。[详情]

  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出席并发表演讲。 夏斌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9-2020)对我国经济当前处于结构调整攻坚期的判断具有忧患意识,不回避矛盾。其中,对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为5.5%-6%的分析比较稳妥,实事求是。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和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文件和召开的座谈会,不断释放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号。夏斌表示,民营企业投资恢复明显,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民企投资信心仍有待提高。他认为,想要恢复民营企业信心,需要地方政府和国企积极承担责任,整治工作不主动和上面布置一下就推一下的错误做法。 此外,夏斌表示,恢复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还应积极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他直言,“我们能不能提出依法办事,欠钱要还,不能赖帐,地方政府更应该有这个政策法制,不管多少,有好的办公楼能卖的就卖,除了学校等公共设施和公共品之外,有的直属单位的楼堂馆所,能卖的都卖,变卖资产还债,这能不能提?”[详情]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出席并发表演讲。 白重恩表示,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有趋势性的下行压力,同时面临一定的外部冲击,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经济将发生从高速度的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谈到高质量发展与营商环境,他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好的营商环境,因为高质量发展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营商环境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前提条件。 但与此同时,高质量的发展也为营商环境带来更大的挑战。 他以一家垃圾车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受到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城乡结合部的监管,这四个部门的监管要全部遵守。垃圾车的载重量不能超过500公斤,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垃圾车只运500公斤以下的垃圾,他经济上不现实。这时,这家公司需要把这四个部门找到一起,跟他们说话,把规则变变,让他的垃圾车真正经济上可运行的。这就很困难了,需要有大量的投入。真正能够评价营商环境,对营商环境给出客观评价的应该是受营商环境影响的那些市场主体。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的领导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有没有这么强的动力来帮助企业做就很重要。当前经济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发展,其中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多,而规则打架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加猛烈,使得企业解决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改善营商环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白重恩强调,治理结构方面应该有一站式服务,当企业面临这么多头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政府部门来帮助企业协调各个政府部门。行业协会要听市场主体主观感受,谁来反映主观感受,用什么样的机制让市场主体在政策评估,行业协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改善营商环境是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能不能找到重点突破,先选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把营商环境搞好,这是特惠模式另一种体现模式,不是对某一些企业实现特惠,而是对某些行业,先把这些行业挑出来,把这些行业的营商环境做好,逐步让它的扩展到其他行业。[详情]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出席并发表演讲。 金碚表示,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态势,首先应当判断我国的工业化是否已经完成。如果工业化已经完成了,1%-2%的经济增速就可以了,能达到3%-4%就很了不起。如果工业化还没完成,保持5%—6%的经济增速是需要的,因为5%-6%是准高速增长,不达到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一。有些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甚至后工业化,而有些地方的工业化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如江苏、广东等地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这些地方如果再出现很高的增长,除非采取非常特殊的政策,否则它比较难。但在一些经济腹地,如中部地区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这些地区完全有力量实现比较高的增长。 整体来看,我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他表示,放眼全球,各国工业化进程纷纷受阻,工业化不能继续推进。受内外环境影响,我国必须有新的经济增长极,现有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将会弱化。而全球来看,新的经济增长极就在欧亚大陆腹地,“一带一路”尤为重要。只有经济腹地实现工业化,全球才能维持工业化态势下的经济增长。 谈及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他预测称,2020-2022年内中国经济将会有比较好的发展态势。 他直言,”如果我们不能保持5%或6%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不够,只要体制搞得更市场化,更加顺畅,把市场运行中间各种成本通过改革以后降下来,非常有步骤有秩序地扩大开放,中国经济没有道理在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就出现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下行”。[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发布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9-2020)。 谈到今年和明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他用一句话概况与预测,“增速放缓与结构分化的2019,下滑但不要悲观的2020!” 总体来看,刘元春表示,三大趋势性回落以及部分周期性因素底部运行的作用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在延续现有政策的前提下将跌破6%。此外,制度红利的上扬、短期周期性力量的反转、逆周期政策的加码以及中国经济弹性韧性的强化,决定了2020年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将大幅度收窄,不必对2020年中国经济过度悲观,政府也不需要因为“保6”而失去战略定力。 报告作出两大预测,一是,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1%,较2018年回落0.5个百分点,实现政府预定的6%-6.5%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涨幅降至1.5%,名义GDP增速为7.6%,较2018年显著回落2.1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加大。 二是,在趋势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国际与国内不利因素强化的作用下,预计2020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但在“六稳”举描进一步发力、改革红利进一步显化、系列短期周期性力量转变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将持续显现,预计2020年实际GDP增速为5.9%,较2019年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涨幅降至1.1%,2020年名义GDP增速为7%,较2020年回落0.6个百分点,下滑幅度明显收窄。在内外需求周期性下行的作用下,2020年投资和消费增速触底企稳,但仍难以有效回升,预计投资增长5.5%,消费增长8.0%;出口增速为-2.0%,进口增速为1.0%。 报告预计,2020年猪肉等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因素将在下半年明显回落,预计全年CP1涨幅将回落至2.3%;同时,在总需求不足和输入型的通缩因素的作用下,2020年工业领域的通缩风险上扬,预计PPI下跌1.0%:综合来看,GDP平减指数涨幅将回落至1.1%。 在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八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综合考虑现阶段国际、国内的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间管理目标宜设为5.5%一6%,保守目标为5.8%左右,不仅能够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和保证社会就业的基本稳定,也更有利于保持战略定力,按照既定方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在内需增长出现明显下滑和结构分化达到新的临界值的背景下,简单的预调、微调已经不足以应对宏观经济日益面临的加速性下滑风险,而必须借助于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2020年宏观政策要有前瞻性、市场主体要有前瞻性。 第三,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开启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在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和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简单的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难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必须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四,构建货币政策新稳健的新框架,从哲学理念、目标体系、工具选择、审慎管理、汇率安排、预期管理和政策协调等方面,对新形势下的稳健货币政策的框架进行全面重构。建议2020年M2增速应当高于名义GDP増速的水平,达到8.5%一9%;全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不能过快回调,保持在11%左右符合金融整顿与强化监管的要求。 第五,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新积极,在更加积极的同时提高针对性,调动三个积极性。考虑到结构调整攻坚期的外部困局和内部大改革的特殊性,建议2020年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3.0%以上。减税降费从生产端向消费端和收入分配改革过渡。 第六,“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须做出大幅度的调整,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第七,民生政策要托底,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第八,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解读报告时,刘元春回顾2019年中国经济,2019年在中美贸易冲突全面加剧、世界经济同步回落、国内结构性因素持续发酵、周期性下行力量有所加大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告别了2016-2018年“稳中趋缓”的平台期,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加大,经济结构分化明显在五大短期周期因素同步回落、三大传统红利加速递减以及两大临时突发事件三重冲击下,中国宏观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得到了全面显现,在以“六稳”为核心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和持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冲下,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守住底线、完成了预期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经济的结构性分化较为严重,升级型的结构调整速度放慢,而萧条型的结枃调整却持续加速,从而导致2019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入艰难期。 明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走?报告指出,2020年是中国全面小康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在延续2019年基本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出现重大的变化,不必过于悲观。一方面,2019年下行的趋势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将持续发力,导致2020年潜在GDP増速进一步回落;另一方面,2019年下行的很多周期性力量在2020年开始出现拐点性变化,随着十大积极因素的巩固和培育,宏观经济下行将有所缓和,下行幅度将较2019年明显收窄。 其中,部分周期性力量的反转以及中国制度红利的持续改善将是2020年最为值得关注和期的新变化。 具体来看,一是随着吏治整顿的基本到位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全面落实,中国制度红利将全面上扬,TFP(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速将明显改善。 二是随着各类杠杆率的稳定.应付债务增速的下降、高风险机构的有序处置、金融机构资本金的补足、监管短板的完善使金融风险趋于收,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金融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 三是企业库存周期触底反弹,前期过度去库存为2020年企业补库存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四是对中美贸易冲突的恐慌期已经过去,适应性调整基本到位,企业信心将得到明显回归。 五是为应对外部冲击而启动的各类战略将有效提升相应部门的有效需求,特别是在关键技术、科技研发体系、国产替代、重要设备等方面启动的战略将产生很好的拉动效应。 六是随着全球汽车周期的反转,中国汽车市场可能企稳。 七是猪周期反转,猪肉供求常态化,猪肉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将为宏观政策提供空间,改善民众的消费预期。 八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持续上升以及民营企业家预期的改善的作用下,民营投资将在2020年摆脱底部徘徊的困局。 九是新一轮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边际宽松的稳健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发力。这与2020年全面小康带来的社会政策红利以及全球同步宽松带来的全球政策红利,一起决定了2020年的政策红利大于前几个年份。 十是中国庞大的市场、多元化出口路径、齐全的产业、雄厚的人力资源、开始普及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竞争、强大的政府及其控制能力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初性和弹性将在2020年进一步强化。[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发布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9-2020)。 谈到今年和明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他用一句话概况与预测,“增速放缓与结构分化的2019,下滑但不要悲观的2020!” 总体来看,刘元春表示,三大趋势性回落以及部分周期性因素底部运行的作用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在延续现有政策的前提下将跌破6%。此外,制度红利的上扬、短期周期性力量的反转、逆周期政策的加码以及中国经济弹性韧性的强化,决定了2020年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将大幅度收窄,不必对2020年中国经济过度悲观,政府也不需要因为“保6”而失去战略定力。 报告作出两大预测,一是,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1%,较2018年回落0.5个百分点,实现政府预定的6%-6.5%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涨幅降至1.5%,名义GDP增速为7.6%,较2018年显著回落2.1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加大。 二是,在趋势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国际与国内不利因素强化的作用下,预计2020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但在“六稳”举描进一步发力、改革红利进一步显化、系列短期周期性力量转变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将持续显现,预计2020年实际GDP增速为5.9%,较2019年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涨幅降至1.1%,2020年名义GDP增速为7%,较2020年回落0.6个百分点,下滑幅度明显收窄。在内外需求周期性下行的作用下,2020年投资和消费增速触底企稳,但仍难以有效回升,预计投资增长5.5%,消费增长8.0%;出口增速为-2.0%,进口增速为1.0%。 报告预计,2020年猪肉等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因素将在下半年明显回落,预计全年CP1涨幅将回落至2.3%;同时,在总需求不足和输入型的通缩因素的作用下,2020年工业领域的通缩风险上扬,预计PPI下跌1.0%:综合来看,GDP平减指数涨幅将回落至1.1%。 在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八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综合考虑现阶段国际、国内的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间管理目标宜设为5.5%一6%,保守目标为5.8%左右,不仅能够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和保证社会就业的基本稳定,也更有利于保持战略定力,按照既定方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在内需增长出现明显下滑和结构分化达到新的临界值的背景下,简单的预调、微调已经不足以应对宏观经济日益面临的加速性下滑风险,而必须借助于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2020年宏观政策要有前瞻性、市场主体要有前瞻性。 第三,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开启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在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和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简单的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难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必须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第四,构建货币政策新稳健的新框架,从哲学理念、目标体系、工具选择、审慎管理、汇率安排、预期管理和政策协调等方面,对新形势下的稳健货币政策的框架进行全面重构。建议2020年M2增速应当高于名义GDP増速的水平,达到8.5%一9%;全社会融资总额增速不能过快回调,保持在11%左右符合金融整顿与强化监管的要求。 第五,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新积极,在更加积极的同时提高针对性,调动三个积极性。考虑到结构调整攻坚期的外部困局和内部大改革的特殊性,建议2020年财政赤字率可以提高到3.0%以上。减税降费从生产端向消费端和收入分配改革过渡。 第六,“稳投资”的政策方向和政策工具必须做出大幅度的调整,落实十九大提出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 第七,民生政策要托底,应对经济下行和民生冲击叠加带来的“双重风险”。 第八,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解读报告时,刘元春回顾2019年中国经济,2019年在中美贸易冲突全面加剧、世界经济同步回落、国内结构性因素持续发酵、周期性下行力量有所加大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宏观经济告别了2016-2018年“稳中趋缓”的平台期,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加大,经济结构分化明显在五大短期周期因素同步回落、三大传统红利加速递减以及两大临时突发事件三重冲击下,中国宏观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得到了全面显现,在以“六稳”为核心的逆周期调节政策和持续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冲下,中国宏观经济成功守住底线、完成了预期的目标。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增速回落的过程中,经济的结构性分化较为严重,升级型的结构调整速度放慢,而萧条型的结枃调整却持续加速,从而导致2019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步入艰难期。 明年中国经济将如何走?报告指出,2020年是中国全面小康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在延续2019年基本运行模式的基础上出现重大的变化,不必过于悲观。一方面,2019年下行的趋势性力量和结构性力量将持续发力,导致2020年潜在GDP増速进一步回落;另一方面,2019年下行的很多周期性力量在2020年开始出现拐点性变化,随着十大积极因素的巩固和培育,宏观经济下行将有所缓和,下行幅度将较2019年明显收窄。 其中,部分周期性力量的反转以及中国制度红利的持续改善将是2020年最为值得关注和期的新变化。 具体来看,一是随着吏治整顿的基本到位和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全面落实,中国制度红利将全面上扬,TFP(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速将明显改善。 二是随着各类杠杆率的稳定.应付债务增速的下降、高风险机构的有序处置、金融机构资本金的补足、监管短板的完善使金融风险趋于收,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金融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 三是企业库存周期触底反弹,前期过度去库存为2020年企业补库存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四是对中美贸易冲突的恐慌期已经过去,适应性调整基本到位,企业信心将得到明显回归。 五是为应对外部冲击而启动的各类战略将有效提升相应部门的有效需求,特别是在关键技术、科技研发体系、国产替代、重要设备等方面启动的战略将产生很好的拉动效应。 六是随着全球汽车周期的反转,中国汽车市场可能企稳。 七是猪周期反转,猪肉供求常态化,猪肉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将为宏观政策提供空间,改善民众的消费预期。 八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持续上升以及民营企业家预期的改善的作用下,民营投资将在2020年摆脱底部徘徊的困局。 九是新一轮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边际宽松的稳健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发力。这与2020年全面小康带来的社会政策红利以及全球同步宽松带来的全球政策红利,一起决定了2020年的政策红利大于前几个年份。 十是中国庞大的市场、多元化出口路径、齐全的产业、雄厚的人力资源、开始普及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竞争、强大的政府及其控制能力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初性和弹性将在2020年进一步强化。[详情]

  牛犁:2020年宏观政策“稳”字当头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牛犁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牛犁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19年12月)上的发言 总的来说,2019年中国经济一定能顺利实现预期目标,因为不管最终GDP增长是6.1%,还是6.2%,都在6.0%-6.5%的预期区间内。此外,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特别是脱贫方面成效显著;金融风险有效防控,之前一系列的风险问题逐步化解;污染防治进一步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关于房地产问题。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房地产行业,只要经济减速下行压力加大,就立刻放松调控政策,甚至是税费、信贷的优惠刺激。但今年明确地讲,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变。总体上看,政府对于经济下行的容忍度明显加强,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取得了理想的结果。 关于经济增长目标。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两个百年梦想的第一个百年梦想,对全国经济增长目标有明确的要求,经济总量要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承诺。从需要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年实现6.2%的增长,明年就必须得保证6%以上的增长才能完成翻番的任务。现在来看,今年全年实现6.2%增长的可能性明显增大。因为前三季度经济总量大体上占全年的70%左右,已经实现了6.2%增长,第四季度只需要保证6.1%及以上就够了。如果没有第四次经济普查的上调,那么明年就不能低于6%的经济增长,但根据过去三次经济普查的经验来看,经济普查总会小幅上调经济实际增速。第四次经济普查将2018年名义GDP调高了1.9万亿元人民币,2860亿美元,名义增速提高2.1%。明年经济增速的最终需要取决于最后发布的第四次经济普查结果。所以,2020年经济增速不是非得“保6”,我觉得明年经济增长目标6.0%左右就可以,但考虑内外部复杂严峻的环境,实际结果可能会稍低一些。 关于外部环境问题。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下行压力较大,世界制造业持续低迷,叠加贸易摩擦的影响,由此引发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世界经济增速放慢。尽管中美贸易摩擦已经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但是一定要客观地看待贸易摩擦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从内部来看,各种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依然存在,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以,明年经济适度放缓是趋势,但是政府仍有各种稳增长的措施,我们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能够确保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梦想。 关于经济问题。尽管我们提前超额完成了1100万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但是重要群体的就业压力仍在上升。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问题,如何稳住就业是核心任务。此外,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逐步削弱,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信贷、税费等成本仍然较高。金融风险有序可控,原先三大攻坚战之首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现在放在三大攻坚战的末尾,去杠杆逐步转向稳杠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压力导致部分领域的金融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当经济内外部不确定性加大,这些问题更容易暴露。当经济增速回升时,很多问题会在发展中自然化解,但是当经济增速下行时,风险更容易暴露和显性化。各级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和偿债压力较大。 关于明年政策取向。政策方面坚持“稳”字当头,以确保实现第一个百年梦想。这次中央工作会明确指出,首先,政策基调是稳中求进。其次,“六稳”政策延续,要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第三,“稳”字的核心在于稳就业。要多措并举保持就业形势稳定,不仅要稳定就业总量完成既定目标,更要通过改善就业结构,精准施策推动就业质量的提升。第四,“稳物价”,猪肉导致的结构性通胀压力很难在短期内缓解。2019年10月末,生猪存栏、能繁母猪存栏仅同比放慢四成左右。因而猪肉价格在明年上半年仍将会较高。稳定物价的关键是加快恢复生猪生产,保供稳价。第五,房地产领域是“三稳”: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第六,金融领域的稳杠杆。我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具备化解各类风险的能力。对于明年政策角度始终是“稳”字当头,我们要保持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存在趋势性放缓。“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速向中速靠拢,预期增长5.5%左右;2021-2035年中国经济整体维持5%左右的增长;2035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我们也会逐步过渡到低速、成熟、稳定的发达经济体。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等阶段性特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中长期的阶段性特征、总量特征、结构性特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内在规律是下行的。因此,短期内要慎言经济企稳回升。[详情]

  刘元春:全球经济凛冬已至,中国经济逆风前行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宏观经济月度数据分析会(2019年12月)上的发言 先向大家分享两则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我们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度报告的部分测算,特别是关于2020年增长目标的建议及测算方法,得到了决策层重要领导的肯定,论坛的估算跟决策层内部的核算基本上是一致的。具体来说,论坛年度报告谈到了不要被6%所绑架,即经过核算体系的调整,明年GDP增速只要在4%以上就能够保证全面小康“翻两番”的目标。在此基础上,论坛进行了细致测算,建议将5.5%-6%作为明年增长的一个目标区间。目前来看,他们认为论坛报告对于增长目标,包括今年的数据测算都比较准确。 第二个好消息。最近国家对于25家高端智库进行了全面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获得了最优奖。在25家里,人大国发院名列第一档(共计7家)。有些智库是很庞大的体系,而人大国发院是高校中唯一一家入选优秀档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在国发院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每个季度、每个月度都会发布大量的咨政报告,报告首先通过内参途径上报,然后再对全社会进行公开发布。 在进一步阐述我的看法之前,我先讲一个最基本的判断。这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目前全球宏观形势是处于冬季的,在冬季就一定不要想象夏天的景象,这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谈?在这样的一种转折时期,在这样的一种超级时代,我们一定要有中长周期的视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处于一个霸权周期的新开启端,而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这种超级霸权周期开启的象征。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也是创新周期、技术革命周期的一个新的开启点。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研究团队对于技术革命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是我们目前处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特别是ITC技术革命向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延续期和孕育期。这样的一个延续期和孕育期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这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冲突达到极点。而金融危机往往是各阶层力量对比、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重构的标志性号角。 因此,我们都能看到,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发生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全球的利益版图出现前所未有的碰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超级周期的开启期。在这个开启期,经济领域往往会体现出什么?第一,逆全球化。第二,长期停滞。很多人在2012年、2013年运用现实参数验证1937年汉斯提出的“长期停滞理论”,并得到了一定的证明。 从国内层面来看,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重要的事件是中华民族的崛起,这是大变局的核心力量。然而,我们在这个崛起过程中,依然会遭遇许多逆风的影响。 第一,人口红利的衰竭。从简单的数据来看,我们今年老年人口增加了500万以上,而新生儿的增长量减少了200万,人口问题很严重。目前,我们每年工业、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下降0.3个百分点,在人均GDP不到一万美金的时候,制造业的占比已经出现了过早过快的回落。 第二,我们的工业化红利、全球化红利都开始衰竭,这种趋势性、结构性、体制性的因素决定了这几年经济增速逐步回落至6%左右。 那么,怎么熬过冬天? 第一要决就是要充分享受冬天里的阳光。我们要认识到增速在6.2%是还不错的,为什么?印度当前的增速是5.2%,三季度才4.7%。巴西才1.2%,俄罗斯才1.2%,最糟糕的金砖国家南非增速仅有0.2%。这么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已经是世界宏观冬天里的一个亮点,所以我们要享受这个“阳光”。 第二个要诀,我们要取暖,但不要乱折腾。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年度报告里提出一个重要的说法是“2020,逆风而行,但我们不悲观”。为什么?报告中提炼了“十大亮点”,充分展现了明年经济的积极因素。比如,我们提到了一些短周期力量的逆转,比如库存周期。投资很重要的是“大河有水小河满”,民企投资高度依赖于国企投资。国企投资在去年年底触底之后,今年已经回升,民企投资在约半年后进行跟进,表现就是近期民间投资增速有所回升。有观点认为,我们一定要全面激发民营企业的积极性,但我认为,一代人信心的激发,有时需要的是一些根本性政策的把握,有时不可操之过急,因为冬天是漫长的。因此,政策要遵循一种渐进主义。 最近,欧盟,特别是欧洲中央银行在进行全面反思,反思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欧洲的货币政策过于极端,导致几乎没有剩余空间,结果就是重返非常态货币政策依然对于企业行为没有根本性的刺激。所以,我们的一些投资上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不能寄希望它有过大的变化。 当然,除了周期性的因素,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还要看到一些制度红利的出现。十八大以来,反腐倡廉的力度加大,政治生态实现了进化。在 “精英阶层”,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精英阶层”,许多从前当政的贪官污吏和不作为的官员都已经慢慢被筛选淘汰掉了,而十九大以后重新布局的这批干部,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又用新思想进行了武装,想干事、真正要干事的新生代开始冒尖了。我们感觉新一轮的吏治整顿基本到位,他们也要开始有所作为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四中全会就此进行了很多的布局。当然,我们并不能期望当前的新生代具有像当年改革开放时那种积蓄了十几年的力量多快好省的往前冲的能量,因为我们的制度体系已经是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了,要在规则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不是像从前规则缺位时,怎么闯都叫创新,因此,这方面我们要适当降低期望。总体来说,分析最近这几年的宏观经济要有一个哲学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在里我们怎么度过这样一个“冬天”。 最近的经济工作会议谈到了政策的动态平衡,孕育着很多政策哲学的转变。比如稳增长,到底是以稳投资还是稳消费,抑或是稳外需为主体?“稳”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如果从动态平衡的角度考虑,以稳投资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到稳投资的落脚点在短期是需求,在中期是供给,同时也是债务。稳投资在短期、中期、长期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稳投资对于我们的总供给、总需求在动态路径上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把握的。 第二个要把握的是什么?不同的投资在这种动态路径中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我们现在让国有企业加足马力全面上项目,那今年的确把投资和经济稳住了,那明年会怎么样?到了后年,这将会带来严重的产能过剩。短期的稳投资、稳增长带来的将是更加严峻的产能过剩、更加严峻的工业萧条、更加严峻的潜在产出增速的断崖式下降。所以,稳投资的一个重点是不要让某些产能过剩的、效率低下的部门和主体贸然地加杠杆,贸然地上项目。 那么,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来进行投资会不会好一点呢?当然会好一点,比如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基建方面进行努力,然而,一个国家的基础建设在整体宏观层面必须要跨期匹配。我们修的路,不仅是供我们这一辈人开车用的,还是供下一辈的人开车用的,还要供我们孙子辈的人开车用。如果贸然扩大基建支出,会出现什么问题?现金流将不可覆盖,财务不可持续,动态效率很糟糕,也就是说存在过度基建的风险。过度基建判断的重要标准是什么?第一,跨期现金流能不能覆盖;第二,债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第三,经过投入产出、设备效益的深层次评估来进行分析。比如,我们在一些生态功能区修很多的高速公路,不仅不产生功能增进型的效应,反而弱化了这些功能。 因此,即使是补短板、强弱项,这个短板也要在动态效率上、动态财务上具有平衡性,要通过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项目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综合的评估。当然,民企投资也是一样的。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从跨期的角度而言,一个动态合一的投资增速可能处于6%-8%的水平,而非通行的10%以上、重返10%以上的观点。因此,动态平衡意味着我们在投资方面不仅要在增速上有所约束,而且要在结构上做重大调整。我们要扩消费,而扩消费的立足点必须要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做文章,而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真正好的消费政策,要从税收向消费端进行扩张,收入分配要从强政府富企业向穷居民端进行扩展。 2020年将是决胜全面小康的“政策红利年”,这将是明年最大的亮点。大家一定会感受到明年全面小康的政策红利在这种基础性消费能力的支撑上的体现。 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关于我们民族复兴新征程的新规划的指引下,我们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道路。 在历史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里,还没有过中国这种上十亿人口体量的超级大国。即使是一亿人口的大国,在二战后也没几个。尽管我们常说“日本奇迹”,但日本在二战之前已经很富裕了,已经是发达国家了,跟我们讨论的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行列迈进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里超亿人口大国成功实现现代化的案例目前还没有。 关于收入分配。第一,四中全会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中央各个部门近期已经对落实四中全会各项任务进行了全面分解。经济工作会议里专门有一点把落实四中全会各项改革任务作为2020年的一个重点。各项任务中,经济方面有六个点,而收入分配又是我们已经写入基本经济制度里的。 第二,明年是“全面小康”年,政治局会议和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要求全面小康年一定要使民众有获得感。因此,我们要对中央这方面的重大布局有信心。一方面将会认真落实四中全会的改革蓝图,另一方面,将会为全面小康,全面脱贫进行一系列的短期举措。2018年底,我们的农村贫困率还在1.7%,我们的贫困人口还有一千多万,而明年要全部扫光,就要求提高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和扶持力度。当然,明年又是“十四五”的规划年,布局“十四五”,当前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观点是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使收入倍增。“十四五”是不是会对此进行明确呢?我认为,在2020到2035年这15年间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一个关键就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以及它收入的倍增。 2020年是“政策红利年”,是我们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十四五”的布局之年,是我们第一个百年的交卷年,是第二个百年的开启年。[详情]

  原标题:中国经济弹性足韧性强 11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报告——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显示,今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得到全面显现。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2019年面对内外部经济下行压力,我国一方面通过“六稳”政策积极应对,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另一方面,不断出台各类改革举措提高增长潜力,确保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虽然,中国经济各方面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六稳”举措取得了超预期的成效。中国宏观经济在内外夹击之下保持了超预期稳定,经受住了过去一年多世界经济的低迷和中美贸易冲突的“挤压”,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 刘元春表示,面对世界经济低迷期的挑战,很多悲观论者在对中国经济产生过度悲观预期。但事实证明,一年来,中国高科技公司依然保持了较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态势;贸易增速保持正增长,稳外贸基本实现;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储备出现明显反转,稳外资基本实现。同时,中国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创业创新热情高涨,城镇就业总体稳定,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中国经济展示了极强的风险抵御能力,不仅没有出现很多悲观人士所预期的极端现象,而且对比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表现,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领先优势。”刘元春说。 展望2020年,中国经济将表现如何?刘元春认为,随着中国的制度红利持续释放,2020年宏观经济下行将有所缓和,下行幅度将较2019年明显收窄。同时,宏观经济运行中存在多项积极因素,值得高度重视并加强巩固和培育。 首先,随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全面落实,中国制度红利将全面上扬。其次,随着化解金融风险的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金融环境将得到明显改善。再次,企业适应性调整基本到位,信心将得到明显回归。同时,为应对外部冲击而启动的各类战略将有效提升相应部门的有效需求,产生很好的拉动效应。此外,随着全球汽车周期的反转,中国汽车市场可能企稳。 刘元春还表示,随着猪肉供求常态化,猪肉价格下降将为宏观政策提供空间,改善民众的消费预期。同时,在基础设施投资持续改善、国有企业投资持续上升,以及民营企业家预期改善的作用下,民营投资将在2020年摆脱底部徘徊的困局。他认为,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多元化的出口路径、齐全的产业、雄厚的人力资源等,这些因素能够在2020年进一步强化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弹性。 “制度红利的上扬、短期周期力量的反转、逆周期政策的加码,以及中国经济弹性韧性的强化,决定了2020年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将大幅度收窄。因此,我们不必对2020年中国经济过度悲观。”刘元春说。[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出席并发表演讲。 吴晓求表示,中等收入陷阱真的不会就自然而然地跨过去,中华民族当前面临新的长征,所有人都应积极认真地思考我国的经济目标如何实现、困难怎么解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必须推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同时需要一批敢于担当、有理想、有闯劲的人才,并且任何时候都要坚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 吴晓求强调,需要重温、回顾、总结、提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 第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这一观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届四中全会都得到了充分肯定。这是一个决策中包含了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看待民有经济等深刻的内容,“不是简单的口号,是有决定性的力量。” 第二,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是由无形的手决定的,不是由其他的力量决定的。“如果这个都还不清楚,那就是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表示,中国有极大的供给能力,现在中国已经完全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如果还要给他控制,就意味着意识里还是短缺,中国哪那么多短缺,物质极大的丰富”,所以需要认真思考“有形的手”的边界在哪儿。“处理好这个关系,我们经济就好了”,他表示。 第三,要充分尊重和保护市场主体的权利,充分地尊重企业、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学经济的人都知道,财富是企业创造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企业再创造财富,其他的要么分配财富要么消耗财富。因此需要充分尊重企业,保护它、爱护它,给它宽松的营商环境,不要每个地方都制定很多规则。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中性原则非常重要,它不能是歧视的。吴晓求表示,不能由于身份的差异歧视各类企业等经济主体,歧视的社会不是个文明的社会,所有经济主体共同在为社会创造财富,他们应当享有共同的准则。 第五,开放的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部分。[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席主席,中诚信集团董事长毛振华出席并发表演讲。 11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提出在农村土地第二轮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以充分保障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毛振华认为,可以再往前走一点,可以考虑将农村土地彻底改革。如果土地所有权属于个人,就像城市里每个人的住宅一样,变成每个人的土地可以流通、抵押,不需要特殊政策,“让中国的土地都有市场价格,启动这么大的市场,能够吸纳大量社会资金消化过高的货币存量,同时让农民获得消费能力。” 2008年经济形势的变化引起了经济政策变化,直接改变了中国经济,甚至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走向。学者们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都希望把2008年作为非常特殊的年份来研究。毛振华表示,十年之后的2018年也很值得研究。2018年和2008年都发生了一样的情况,2008年上半年我国在防止经济过热,2018年上半年我国也采取了很大力度来防风险,把防风险作为攻坚战。但是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花了很大力度来推行稳增长政策。经过长时间的稳增长政策刺激之后,中国经济获得的很大的成功。 他表示,自己在研究经济政策变化时,把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归结为稳增长和防风险“双底线”思维。这种“双底线”思维是中国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的重大贡献。政策需要不断随着社会变化进行调整,过去以稳增长为主,兼顾防风险;现在讲的是力度、政策工具的匹配,可能是70%用于稳增长,30%用于防风险。 他强调,研究政策工具时要注意短期应对和长期政策工具的匹配,最好能找到一些既有利于稳增长也有利于防风险的政策。[详情]

  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夏斌出席并发表演讲。 夏斌表示,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9-2020)对我国经济当前处于结构调整攻坚期的判断具有忧患意识,不回避矛盾。其中,对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为5.5%-6%的分析比较稳妥,实事求是。 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和政府通过出台一系列文件和召开的座谈会,不断释放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号。夏斌表示,民营企业投资恢复明显,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民企投资信心仍有待提高。他认为,想要恢复民营企业信心,需要地方政府和国企积极承担责任,整治工作不主动和上面布置一下就推一下的错误做法。 此外,夏斌表示,恢复民营企业发展的信心,还应积极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他直言,“我们能不能提出依法办事,欠钱要还,不能赖帐,地方政府更应该有这个政策法制,不管多少,有好的办公楼能卖的就卖,除了学校等公共设施和公共品之外,有的直属单位的楼堂馆所,能卖的都卖,变卖资产还债,这能不能提?”[详情]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出席并发表演讲。 白重恩表示,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有趋势性的下行压力,同时面临一定的外部冲击,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经济将发生从高速度的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谈到高质量发展与营商环境,他认为,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好的营商环境,因为高质量发展需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营商环境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前提条件。 但与此同时,高质量的发展也为营商环境带来更大的挑战。 他以一家垃圾车公司为例,这家公司受到发改委、工信部、环保部、城乡结合部的监管,这四个部门的监管要全部遵守。垃圾车的载重量不能超过500公斤,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一个垃圾车只运500公斤以下的垃圾,他经济上不现实。这时,这家公司需要把这四个部门找到一起,跟他们说话,把规则变变,让他的垃圾车真正经济上可运行的。这就很困难了,需要有大量的投入。真正能够评价营商环境,对营商环境给出客观评价的应该是受营商环境影响的那些市场主体。这种情况下,当地政府的领导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有没有这么强的动力来帮助企业做就很重要。当前经济要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发展,其中的规则会变得越来越多,而规则打架的情况也会变得更加猛烈,使得企业解决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改善营商环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白重恩强调,治理结构方面应该有一站式服务,当企业面临这么多头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政府部门来帮助企业协调各个政府部门。行业协会要听市场主体主观感受,谁来反映主观感受,用什么样的机制让市场主体在政策评估,行业协会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改善营商环境是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因为牵涉到方方面面,能不能找到重点突破,先选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把营商环境搞好,这是特惠模式另一种体现模式,不是对某一些企业实现特惠,而是对某些行业,先把这些行业挑出来,把这些行业的营商环境做好,逐步让它的扩展到其他行业。[详情]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经营报》社社长金碚出席并发表演讲。 金碚表示,判断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态势,首先应当判断我国的工业化是否已经完成。如果工业化已经完成了,1%-2%的经济增速就可以了,能达到3%-4%就很了不起。如果工业化还没完成,保持5%—6%的经济增速是需要的,因为5%-6%是准高速增长,不达到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他认为,中国作为大国,各地区发展程度不一。有些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甚至后工业化,而有些地方的工业化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如江苏、广东等地人均GDP已经超过2万美元,这些地方如果再出现很高的增长,除非采取非常特殊的政策,否则它比较难。但在一些经济腹地,如中部地区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这些地区完全有力量实现比较高的增长。 整体来看,我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他表示,放眼全球,各国工业化进程纷纷受阻,工业化不能继续推进。受内外环境影响,我国必须有新的经济增长极,现有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极将会弱化。而全球来看,新的经济增长极就在欧亚大陆腹地,“一带一路”尤为重要。只有经济腹地实现工业化,全球才能维持工业化态势下的经济增长。 谈及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他预测称,2020-2022年内中国经济将会有比较好的发展态势。 他直言,”如果我们不能保持5%或6%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不够,只要体制搞得更市场化,更加顺畅,把市场运行中间各种成本通过改革以后降下来,非常有步骤有秩序地扩大开放,中国经济没有道理在人均GDP还不到1万美元就出现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下行”。[详情]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共同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9-2020)于11月3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主题为:结构调整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出席并发布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9-2020)。 谈到今年和明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他用一句话概况与预测,“增速放缓与结构分化的2019,下滑但不要悲观的2020!” 总体来看,刘元春表示,三大趋势性回落以及部分周期性因素底部运行的作用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在延续现有政策的前提下将跌破6%。此外,制度红利的上扬、短期周期性力量的反转、逆周期政策的加码以及中国经济弹性韧性的强化,决定了2020年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将大幅度收窄,不必对2020年中国经济过度悲观,政府也不需要因为“保6”而失去战略定力。 报告作出两大预测,一是,预计2019年实际GDP增速为6.1%,较2018年回落0.5个百分点,实现政府预定的6%-6.5%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涨幅降至1.5%,名义GDP增速为7.6%,较2018年显著回落2.1个百分点,短期下行压力加大。 二是,在趋势性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叠加、国际与国内不利因素强化的作用下,预计2020年经济增速将进一步放缓,但在“六稳”举描进一步发力、改革红利进一步显化、系列短期周期性力量转变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弹性和韧性将持续显现,预计2020年实际GDP增速为5.9%,较2019年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同时,由于GDP平减指数涨幅降至1.1%,2020年名义GDP增速为7%,较2020年回落0.6个百分点,下滑幅度明显收窄。在内外需求周期性下行的作用下,2020年投资和消费增速触底企稳,但仍难以有效回升,预计投资增长5.5%,消费增长8.0%;出口增速为-2.0%,进口增速为1.0%。 报告预计,2020年猪肉等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结构性通胀因素将在下半年明显回落,预计全年CP1涨幅将回落至2.3%;同时,在总需求不足和输入型的通缩因素的作用下,2020年工业领域的通缩风险上扬,预计PPI下跌1.0%:综合来看,GDP平减指数涨幅将回落至1.1%。 在上述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八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综合考虑现阶段国际、国内的趋势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区间管理目标宜设为5.5%一6%,保守目标为5.8%左右,不仅能够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和保证社会就业的基本稳定,也更有利于保持战略定力,按照既定方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在内需增长出现明显下滑和结构分化达到新的临界值的背景下,简单的预调、微调已经不足以应对宏观经济日益面临的加速性下滑风。